第三，正在发展中的一些制度和事物，需要规定而又难于作出很具体的规定的，就作比较灵活的规定。

五四年时，民主党派主张政协成为上院，经过讨论，政协还是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2005年，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全国人大代表工作提出诸多意见，并要求：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一般在原选举单位的行政区域进行，即不宜跨区域活动。二是，代表制度不断完善，代表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也有观点指出，毛泽东说过，五四年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怎么能以它为基础来设计具有长远意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呢？这涉及对过渡时期的理解。有关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王汉斌回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曾经起草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条文，报邓小平审核，小平同志的意见，就写两条：一条是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在听取彭真汇报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时说，检察院仍维持现状，不与司法部合并。（二）完善人大的选举、代表、组织和议事制度 一是，不断完善选举制度。一国两制突破了传统一国一制的宪法体制格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五）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体系 1954年宪法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共四章，确立了此后历部宪法的基本结构。第二，西方政党组织松散，而中国政党组织严密。这既是中国和为贵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必然体现，也是缘于中国宪法不同于西方宪法的发展背景和发展路径造成的。在清末的两个宪制性文件，可能还顾不上思考中央与地方这一重大问题。

1978年宪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但还没有彻底完成拨乱反正。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至今已40年。

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是最早解说西方自由理念的人，他并没有将自由置为宪法的第一要素。1920年至1924年间，部分省份掀起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西方政党是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为推派候选人参与民主选举，进而影响民主政治运作，所集结而成的政治性团体。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应当在坚持宪法研究应遵循的共同学术逻辑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以来宪法发展的历史经验保持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敏感，设身处地地思考中国宪法的基本问题。《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82年宪法可以说是符合罗文斯坦所说的原生宪法的概念的。他说，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

这种民主的核心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认为原生宪法是指包含了新的、真正原创性的、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和国家意志的形成具有原生功能的宪法。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单一制下地方自治的范畴，也远远超过了联邦制下各成员国的权力。《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绝大多数条款直接照搬日本明治宪法，有些具体条文措辞如出一辙。

这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第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斗争中，发展了自己武装力量，组建军队，这在西方政党里是不能想象的。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了根本法制保证。传统的国家形态都是一国一制，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实行一种类型的社会制度。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是在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制定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及历部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基础上并糅合西方欧美宪法理论，确认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有总任务的提法。

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清末以来制定的历部宪法和宪制性法律都没有对宪法的自身最高效力作出宣告。

第四，西方是先有宪法，再有政党，而中国是先有政党，再有宪法。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局势下，西方的联邦制理论作为解决国家统一的一个出路被引入近代中国。

国家机关设立党组，全面履行领导职责。坚定中国宪法文化自信，还必须树立宪法信仰，尊重中国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1982年宪法改为根本任务，并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宪法修改中，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写进宪法。1982年宪法改变了以前的做法，将公民权利放在国家机构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结构变化。

在中国近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国家危难，救亡是第一要务。1982年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物和集中体现。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但同时也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政治撕裂。这与只强调权利和自由的西方宪法不同。

1911年《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力图在中国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发展政党政治。（三）推进中国宪法监督建设 宣告自身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作为一部法律的重要特点。

1975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一次大倒退。在孙中山设计的三民主义中，民权是社会本位的，是要消除个人本位的人权观念。国民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种使国家权力统一于国民意志或其代表机构的政权体系，与俄国苏维埃制度下人民代表大会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政体是一致的。然而，直到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中国才真正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道路。

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临时约法》第2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制宪权是在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基础上的一种全新开始。

约法本身还不是正式宪法。只有致力于理解和解决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才能成为有用的科学。

在政体上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民国初期最具争议的宪法问题。从制宪权理论来看，这是不对的。